当代司法实践表明：要实现司法公正，必然要求司法公开与媒体监督。

[9]（第10段）一国的资源局限既与客观因素（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主观因素有关，例如一国的军费开支巨大，却不能保证本国人民最基本的食物、医疗、教育或住房，就很难说得上履行了针对最低标准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核心义务，但这是超出本文主题范围的问题。在个人主动行贿的情况中，如果公职人员不受贿也不滥用其公职，即给予该个人以符合人权的待遇或避免给予其违反人权的待遇，这既不构成腐败也不侵犯人权。

在诸如腐败的公职人员限制媒体报道、干涉法院审判、操纵选举过程，甚至对调查或报道腐败者加以骚扰、威胁、监禁或杀害的情况中，这种行为必然是对公职的滥用，也是对人权的损害，但其牟取的私利不同于腐败行为的私利，而是掩盖或维持腐败行为本身。（一）滥用公职 腐败是一种滥用公职的行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在当今世界，打击腐败和保障人权不仅是许多国家的重要目标，也是国际法的规制对象。在这种特殊的联系中，最易受到腐败损害的是表达自由，因为为了掩盖腐败，腐败的公职人员会以强硬的方式骚扰和恐吓腐败的批评者。对于腐败与人权的关系，可以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于2012年通过的题为善治对增进和保护人权的作用的决议中的表述作为总结：国际社会日益意识到广泛蔓延的腐败对人权的有害影响，腐败削弱机制，侵蚀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并损害政府履行所有人权义务的能力。

  二、腐败对各类权利的损害 在人权理论中，人权一般被分为集体权利和个人权利。{21}在一个存在腐败的社会中，任何人都不仅是腐败行为的实际或潜在受害者，而且也是人权被损害的受害者：在某些情况中，腐败的受害者不仅是利益或一般权利受到了损害，而且人权也受到了损害。2011年浙江省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2000亿元人民币，成为全国4个省级国内生产总值3万亿俱乐部的成员之一。

第二，积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法治经验。公共服务包括政府预决算公开、基本社会保障、义务教育、公共医疗、政府一站式服务、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等。在宪法学者看来，国家建设是宪法创制的问题。然而，法治建设的原动力问题依然需要在地方法治试验中不断地加以探索。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的法治建设有诸多率先之举，如创建全国首家律师事务所（1983年，深圳）、开通全国首家110报警台（1986年，广州）、开启中国检察举报制度的先河（1988年，深圳）、率先出台《广东省公司条例》（1993年）、在全国率先实行政府审批制度改革（1997年，深圳）、出台全国首个法治政府指标（2009年，深圳）。地方法制化的活动空间是地方立法和地方行政领域，而司法领域则是地方法制化的禁域。

[38] SeeKevinJ．O'Brien，LianjiangLi，SelectivePolicyImplementationinRuralChina，ComparativePolitics，Vol．31，No．2，1999． [39]参见白平则：《论我国国家与社会关系改革的目标模式：强社会、强国家》，《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3期。因此，在立法分权的问题上，地方除了执行性立法之外，必然有创制性立法，从而实现立法上的先行先试。1979年，当习仲勋等同志向邓小平同志等中央领导汇报工作并提出建设特区时，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1] 参见孙笑侠、钟瑞庆：《先发地区的先行法治化———以浙江省法治发展实践为例》，《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

司法程序的精密化，则导致对训练有素的法律专家的需要。2008年4月，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沙涌村首度试行村委会海选，通过宣布政纲、向选民宣誓、呼吁投票、接受提问等一系列竞选方式选举了新一届村委会成员。实际上，只有同时推动多个层面的法治建设，才可能走向真正的法治国家。法治的精义体现在法律与国家之间，要求运用法律来约束国家权力。

第一次有100多位群众自发参加与镇领导的对话，议题涉及经济发展、社会治安、村镇建设、邻里纠纷等方面。当然，地方分权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

同时，要有效提升国家能力，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必须杜绝摄取型国家的倾向，避免滥用手中权力与民争利。需要说明的是，笔者对上述3省案例的概括并不是统计学意义上的数据分析，而是个案追踪意义上的特色深描。

[22] 参见孙笑侠、钟瑞庆：《先发地区的先行法治化———以浙江省法治发展实践为例》，《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12]   二、我国地方法治试验的三种类型 （一）程序型法治：湖南案例 法治湖南的最初标志是湖南省在全国率先制定了《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这一试图给行政权力定规矩的法治试验立刻获得了法学界的称赞。马克斯·韦伯曾告诫那些专治国民经济学的学者，任何学问都不要忘记自身在历史面前所应担负的责任。如前所述，地方法治试验是指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原则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特色和地方实际，祛除法治路径依赖，在治理中试验、在试验中治理的一种回应互动和制度建构。[21] 周虎城：《村官海选足证广东有条件发展基层民主》，《南方日报》2008年4月11日。2006年1月，《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建设法治浙江的战略任务。

[2]还有学者认为，由于法治是精神和原则的总称，在中央层面法治建设重在确立和维护宪法法律至上的原则、不断提升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民主政治水平、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促进社会公正，在地方层面法治建设重在通过各种具体制度的建设不断推进宪法和法律的实施。在这三者中，从近年地方法治试验的情况看，第一种动力是现实中的主要动力，这从各地法治建设文件皆为地方党委以党委全委会方式通过决议即可窥见一斑。

例如，战争技术的发展，导致对专业军官的需要。[2] 参见杨解君：《走向法治的缺失言说（二）：法理、宪法与行政法的诊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页。

湖南省将以上行动称为让行政程序遵循轨道线、给权力运行套上紧箍咒、对政府服务开具明白账。颇有新意的是，对于当前最为凌乱的规范性文件的管理，湖南省率先确定了规范性文件的自动失效制度，即确定规范性文件的有效期为5年，标注暂行、试行的规范性文件的有效期为2年，有效期满的，自动失效。

这意味着法治建设必须打破自上而下的唯理主义建构观，重视和发掘地方经验，在地方法治试验中第一时间总结第一手经验，并迅速上升为地方立法，待时机成熟时填补国家法治的内涵缺陷，使地方法治试验成为法治国家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市场经济的竞争性需要公平的规则、可预见性的规则、具有普遍适用效力和权威的规则以及能够与国际惯例相协调的规则等。正是有了新的财产关系，现代国家体系才得以产生。[43]所谓试错，是指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鼓励和引导地方改革试验，并在试验中始终保持一种国家建设高度上的自觉，在满足社会需求的实用主义与倡行法治精神的理想主义之间探索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法治发展之路。

[31]在政治学者看来，国家建设是政权更替的问题。[29]   三、国家建设视角下我国地方法治试验的意义 虽然从推动地方发展和营造良好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看，湖南、广东、浙江三省的法治试验都有其积极的意义，但要深度评估我国地方法治试验的内在价值则需要进一步从国家建设的角度加以审视。

而对于法理学者来说，虽然政权建立和宪法创制同样重要，但仅有两者还不足以说明国家的建设大业已经完成。有人当时就认为：那些以各种理由拒绝实质性的基层民主的所谓政治神话，已经在番禺沙涌民主选举的模式面前破产了。

[3]虽然上述观点看似不无道理，但实际上都忽略了法治作为一种治理逻辑，并不单纯是建立一套自上而下的国家制度体系，也不仅仅是只能够通过自上而下的国家行为予以实施。从精神层面看，法治是一种文明的国家精神，表现为一整套关于权利、权力、义务、职责问题的原则、观念、价值体系。

[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因此，现代国家建设就需要在明确权力有限性的同时，切实提高权力的有效性，提升国家能力。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现实的构成部分，是意志的现实的精神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存在方式。[41] 具体而言，如果站在公民的立场上设定地方法治试验的范围，那么公民参与可以从选举法、直选、村（居）民委员会自治、听证协商、社会组织、网络社会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和提炼。

从社会层面看，法治是一种理性的社会状态。按照国家建设的理论，现代国家的突出特征是专业分工和职能分化。

这5个方面是从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设置的角度展开的，对应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和监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只有让生活在我国的亿万民众与国家的法治建设之间发生互动关系，才有可能在互动中再造和重塑国人的行为模式和意义世界。

因此，从提升国家能力、建设社会组织、塑造公民意识、弥补中央治理欠缺等方面分析总结我国目前地方法治试验的深度、广度和限度当是相对最为有效的审视角度。纠结于上述概念的论者显然仅从国家层面思考法治而忽略了法治的其他多个层面。